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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日产前总裁戈恩在日本保释期间出逃黎巴嫩是2020年的爆炸性新闻。护照被收，便衣盯梢，禁止出境，通信受限……在这么多的限制情况下，他是怎么从日本溜走的呢？彭博社的Matthew Campbell等人通过采访直接当事人和相关内幕人士为我们还原了出逃过程。细节之精彩实在堪比大片。原文标题为：The Tokyo Job: Inside Carlos Ghosn’s Escape to Beirut
去年秋天的某一日，一位业务在亚洲的护卫服务承包商接到了一个让他感到好奇的电话。电话的另一头是他的老相识，对方跟他一样，是在挑战性环境中保护VIP和贵重货物的行家，他想找一个能在日本接活的人。他透露了一点细节。他说，任务牵涉到护送某人离开该国。酬金丰厚。他正在寻找有军方或警察经历的特工，此人最好是浅肤色的东亚面孔这种面孔——在东京一眼看过去不会很显眼的那种。
承包商想要了解更多。特工要保护的是谁？会遇到哪些具体威胁？客户会携带现金、黄金或其他有价值的东西吗？对方不肯透露。这头的承包商也不置可否，不过表示如果想到有谁的话会再联系。两人挂断了电话，那位承包商再也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份工作，直到他和其他人都看到了关于卡洛斯· 戈恩的消息。
就在新年前夕，被日产和雷诺放逐的戈恩完成了一次大胆的出逃行动，他逃出了东京，那个令他面临刑事指控，可能会因此入狱十多年的地方。尽管在保释期间受到了严密的监视，进门有摄像头盯住，出门有便衣跟踪，但戈恩还是设法来到了黎巴嫩，那个他度过了大部分的青少年时光，并且拥有公民身份的地方。
对于曾在东京一所监狱被单独囚禁了100多天，并且在一个检察官几乎从未败诉的国家面临审判的戈恩来说，这是一场令人震惊的政变。黎巴嫩的政策禁止引渡自己的公民，而作为该国最成功的侨民之一，他是那里的民族英雄，跟包括当地最知名的政商界人士在内的朋友呆在一起。他那张脸出现在邮票上。安全抵达贝鲁特之后，他终于可以去尝试反驳对他的指控了，在他看来，这是（日产及日本政府内部）民族主义派系之间的一个阴谋，他们决心把他赶下台。最重要的是，对于一个把二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树立和培养自身公众形象的人来说，他可以着手去恢复自己作为伟大商人的声誉，甚至准备卷土重来也说不定。
戈恩乘坐子弹头列车离开东京。
戈恩逃走了几周后，根本还不清楚他能否成功。尽管在可预见的未来，他仍然在日本执法部门鞭长莫及的范围，但他的法律问题还没有正真获得解决。在雷诺总部所在的法国戈恩仍在接受调查，而日本政府已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他发出了所谓的“红色通缉令”，这会让他在进入对他不像黎巴嫩那么友好的国家时有可能被捕。日本检方还拿到了对其妻子Carole的逮捕令，声称她在调查中提供了虚假证词。至于恢复其作为全球资本主义重要人物之一的地位这项任务，要想实现仍非常艰巨。甚至连他最亲密的前同事都不能确定对他的指控该怎么样处置。很难想象那些大型企业、银行或投资者会同意跟被官方认定为逃犯的人共事。
在他年轻时候的母国跟家人团聚，戈恩的个人情况无疑是得到了改善的。不过，还有待观察的是，他是不是只是换了一种被监禁的形式。
用来逃生的人形箱子。
保释期间，戈恩大部分时间都呆在东京市中心他律师的事务所里，那是江户城附近一幢不知名的中层建筑。根据保释条款，他被禁止他去任何其他地方访问互联网，只能用一间很狭窄的会议室，里面只配有空空如也的一张桌子，一块白板以及一台笔记本电脑。戈恩只能在这里给Carole打电话，而且只有经过东京的一名法官批准之后才能打。从两人最后一次相见的2019年4月到年底，他总共获得了2次批准：一次是在11月，另一次是在圣诞节前夕，通话持续了一个小时。
没法见到妻子是对他最严酷的折磨，戈恩随后会说，妻子不在身边“让我放弃了尊严”。圣诞节那天他的心情反而变得更糟糕，因为在审前听证会上他得知检方有意将对他的两次审判的第二次推迟到2021年。律师告诉他，案件全面审理完毕可能需要五年的时间。
戈恩被起诉过四次，都是因为涉嫌财务不当行为。前两次指控他在官方文件中瞒报收入，调查员称有数千万美元。在第三次和第四次起诉中，检方指控他违反信托，指控他从日产与阿拉伯国家的伙伴关系中不当获利，并在一桩案件中指控他通过阿曼的一家汽车经销商集团将500万美元的公司资金挪作为己用 。戈恩否认有不当行为，提出检方关于瞒报收入的诉讼不实，纯属推测的，自己从未滥用过日产的资金。（他还了结过一桩美国证交所的一项诉称他未能充分披露收入的民事诉讼，最后同意在不承认该机构指控的情况下上缴100万美元的罚款。）
在日本或其他地区，大多数刑事被告如果认为自己无法获胜的话，是没有退出诉讼程序的选项的。但戈恩财力雄厚，还持有黎巴嫩、法国和巴西的三国护照，所以他就有这个选择。几个月来，在一位美军特种部队老兵的领导下，一支由十几名安全特工组成的小组一直在设计一项计划，目标是把戈恩带到他人脉最广的黎巴嫩。此项计划高度机密：据一位熟悉行动的人士称，部分参与者即使在接受了工作后，也不知道他们要护送的人是谁。
小组负责人的职业跟戈恩的有着天壤之别。Michael Taylor出生在纽约州的史坦顿岛（Staten Island），高中毕业后就加入了美国陆军，随后被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选中，积累了包括高空低开式跳伞（从1万米或更高的位置的飞机上跳下，在打开降落伞之前尽可能保持自由落体的姿势）在内的技能。漫长残酷的黎巴嫩内战（长达15年，1990年结束）期间，他被派往黎巴嫩，并在那里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Lamia，这一经历跟身为该国少数民族马龙派基督徒一员的戈恩是一样的。离开军队后，Taylor又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私营部门，在波士顿成立了Americ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rp（AISC），其工作范畴包括在危险地区保护高管，对关键基础设施进行脆弱性评估，甚至包括策划营救被绑架的受害者之类的行动等等。他还美国缉毒局、烟酒武器爆炸物管理局等机构合作，有一次曾秘密调查过黎巴嫩的贩毒者，并与传奇的前CIA反恐中心主任，退休后负责一个私人间谍网的Duane Clarridge 建立了关系。
59岁的Taylor还有着在灰色地带行动的习惯。1990年代，他在马萨诸塞州被起诉，罪名包括非法窃听，并对品行不端罪供认不讳。据《纽约时报》报道，后来他还跟阿富汗的一个 “灰色”间谍网络有关联，这显然违反了禁止利用私人承包商作为间谍的军事规则。（Taylor未被指控有不当行为。）2012年，联邦检察官指控他贿赂一名军官以赢得5400万美元的合同，并与一名FBI特工密谋，企图中止对此事的调查。Taylor承认了电信欺诈与违反联邦采购法两项罪名，被判处两年徒刑。AISC也倒闭了。
戈恩在黎巴嫩庆祝新年前夕。
Taylor究竟是怎么联系上戈恩的我们并不清楚，尽管黎巴嫩很小，小到他们的大家庭之间顶多只有几度的分隔。但把这名高管弄出日本这项任务，即便是对Taylor来说也是极其艰巨的。在日本最大的公司之一身居高位将近20年之后，戈恩也许是东京最有名的外国人了，他要想在没人注意到的情况下坐飞机或者坐船溜走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他既不是激进组织的人质，也不是被绑架的孩子，而是一名被美国的坚定盟友起诉的刑事被告。如果Taylor和他雇用的每个人的身份被发现的话，他们都有可能面临指控，至少其未来的出行和就业会受到限制，最糟糕的情况也许是将他们送进监狱。一位在日本开展业务的安全服务承包商表示，像戈恩这么危险单子他是绝对不会去接的。他说，敢接的人得要开出极其丰厚的酬金才肯承受这种风险，这也许会把整个成本推高至1500万美元或更多。
然而，据熟悉此次行动的人士表示，Taylor对提供帮助充满渴望，原因不单单是因为潜在的回报。这位知情人士说，尽管两人背景截然不同，但Taylor还是非常同情戈恩。在受审之际Taylor曾被拒绝过保释，最后被关进距自己马萨诸塞州家半个美国之遥的犹他州监狱。在戈恩身上，他看到一个处境类似的人，一个他认为受到了不公平对待的人。戈恩有没有罪似乎无关紧要了。
在日本的土地上，Taylor会有一位来自黎巴嫩的老朋友George-Antoine Zayek协助。原本是宝石鉴定家的Zayek在内战期间加入了基督教民兵组织，在战斗中腿部曾严重受伤。贝鲁特的医生想要给他截肢。但Taylor帮忙把他弄到波士顿安排进行更高级的治疗。尽管走路会一瘸一拐，但Zayek因此保住了自己的腿，并终生效忠于Taylor。他成为了一名美国公民，并在1990年代加入Taylor的公司，后来到伊拉克为他工作。Taylor拒绝对戈恩的逃亡发布评论；而Zayek则联系不上。
拯救戈恩行动的最后阶段就始于圣诞节前夕。12月24日，一家叫做Al Nitaq Al Akhdhar的公司给土耳其航空集团MNG Jet支付了17.5万美元，租用了一架庞巴迪环球快车（航程超过11000公里）。MNG的人但凡尝试拜访一下这名客户的话，就会发现困难：租用协议所提供的迪拜地址上并没有一家叫做Al Nitaq Al Akhdhar的公司。MNG表示，大约在同一时间内，还有一位客户准备租下另一架短程庞巴迪飞机，打算从伊斯坦布尔飞往贝鲁特。
护送小组注意到了一件事：出于某种原因，当目标进入酒店时日本特工一般不会跟进去
12月29日，那个星期天的早上，Taylor和Zayek乘坐的环球快车包机降落在大阪附近的关西国际机场。机上还有两名飞行员，以及，据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透露，几个类似巡回演唱会用来放置音响设备的大黑箱。据日本新闻媒体报道的监视摄像头录像，当天晚些时候，戈恩离开了自己的住所——位于繁华的六本木附近的一所出租房。镜头中他戴着帽子和手术口罩。（用来预防细菌，着在日本并不常见。）Taylor的先遣队已经精心选好了戈恩的下一个目的地。据知情人士透露，先遣队成员观察便衣盯梢戈恩的那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注意到了一点：出于某种原因，当目标进入酒店时日本特工一般不会跟进去。
戈恩很快就到达了附近的东京君悦酒店。这座酒店跟六本木新城相连，而六本木新城是一座大型购物中心兼写字楼，分布在不同楼层的出入口错综复杂。据日本新闻媒体报道，他就是从那里赶往主要的地铁枢纽品川站，然后再乘坐新干线前往大阪。戈恩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出现本身并不会引起怀疑。根据保释条件，他是可以在日本国内旅行的，而且之前他就曾跟一个女儿做新干线去过京都。
跟有关戈恩逃往的所有其他事情一样，Taylor的团队也非常谨慎地选择了离开日本的方式，他们评估过各种情况。用伪造的护照把戈恩作为乘客带上私人飞机是一场赌博：日本的入境印章是有二维码的，一扫描就将原形毕露。另一个选择是购买一艘货轮，然后把戈恩偷渡出去，但由于行动太过复杂而作罢。
作为侦察工作的一部分， Taylor的人对日本全国各地的机场都进行了一番调查，想要找到安保不严的航站楼。知情人士说，几个月前，侦查小组终于观察到关西私人航站楼的X光机太小，没法扫描大箱子，所以大件物品拿手持仪器简单扫几下就放行了。12月29日那天晚上的例行检查也是一样的。机场的人并没有检查Taylor和Zayek随身携带的那几个黑色的大箱子，箱子安全地被装上了庞巴迪。接着飞机开往伊斯坦布尔。据知情人士透露，如果飞行计划把黎巴嫩列为目的地的话，会触发太多的危险信号。晚上11点稍微过去了一点之后，这辆喷气式飞机升空了。
大约12小时后，飞机降落在伊斯坦布尔的阿塔图尔克机场。协助安排此次包机的MNG运营经理Okan Kosemen 已经在那里等候迎接了。在随后给土耳其法官所做的陈述当中，Kosemen 叙述说，他登上飞机时，有两个美国人——大概就是Taylor和Zayek把他领到了机舱后部。而戈恩在洗手间那里等着。等机组人员离开，并且赶走了一个想在飞机上做事的技术人员后，Kosemen把戈恩塞进了一辆福特厢式车，把他带上第二架飞机飞往黎巴嫩。（Kosemen 说，他安排包机的时候并不清楚自己是在协助逃犯，而且其中一个人还威胁说，如果他不配合的话，就会伤害他的家人。MNG 也说事先并不知道戈恩在飞机上）
戈恩的护照已被当作保释的条件扣留，但有一个例外。他有两本法国护照，这是给对旅行安排有着特殊需求的公民设立的特权。他获准保留第二本护照。而日本法律要求外国人始终都要随身携带身份证件。但对他的要求是身份证必须保存进一个塑料箱内并锁起来，密码只有他的律师知道组合。但戈恩还是设法把它打开了，然后像其他旅行者一样，将护照交给了贝鲁特拉菲克· 哈里里国际机场的海关人员。这是他离开日本以后执行的第一项法律行为。
在贝鲁特新闻发布会上陈述自己的观点。
戈恩出逃后的前几天的时间里，日本官方似乎还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安倍晋三首相及其副手均未发表正式声明。在法务省和东京地方检察院，记者努力想让发言人对此发表评论。这种近乎沉默的反应一时间让一种理论尘嚣日上，即戈恩的出逃说不定是政府在偷偷开绿灯。政府内部已经对起诉如此高调的被告所带来的公关麻烦头痛感到厌倦，并确定摆脱他也许更好。
这些理论很快就被抛弃了。1月7日，检方说自己已经拿到了对Carole的逮捕令（后来很快就有报道称日本将寻求向她发出红色通缉令），理由是他们声称她在八个多月前做出了虚假陈述。戈恩的律师认为此举很显然是对逃跑后准备第一次公开露面的戈恩的威胁。露面计划原定在1月8日进行，地点是位于贝鲁特的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办公室，费用由戈恩买单，意在揭露其所面临困境背后所受到的“不公正和政治迫害”。随着指定时间的临近，日本的摄制组全都挤到了会场外的过道上。但大部分均被拒绝入内，这是戈恩做出的决定，因为他被东京媒体的“不公平对待”给惹毛了。
随着记者会的进行，无序开始占据上风。他一度非常失态地把对他的逮捕跟偷袭珍珠港相提并论。
正好在下午3点前，在保镖的保护下戈恩步入了房间。他原本乌黑的头发显得有点稀疏灰白，脸上也出现了深深的皱纹。但除此之外，他无疑还是那个戈恩：自信，镇定，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讲了一个多小时，用投影到身后墙上的文档进行说明。戈恩辩称，针对他的指控完全是莫须有，是一伙人的合谋，想要终止他进一步整合日产与雷诺的计划。他说，这个阴谋的组织者包括西川浩人（接替他的日产CEO），负责政府关系的川口均，以及和董事会成员丰田正和。上述所有人均否认其指控。
记者会上只有两个话题是禁区：一是他逃跑的细节，原因是要保护帮助他逃亡的人，二是他认为参与到这次阴谋的日本官员的身份——据了解戈恩计划的一位人士称，这是一种让步，因为黎巴嫩政府担心这会导致跟日本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他说：“我来这里是为了证明我的清白……这些指控是不实的，我不应该被捕。我在世界的注视下被假定有罪，受制于一个唯一目标只有强迫招供、确保认罪而不考虑事实的制度。”他说，自己的逃亡是“一种只有不甘心接受公平审判之不可能才会去冒的风险。”
随着记者会的进行，无序开始占据上风。他开始从一项指控迅速跳到另一项指控，节奏之快即便是精通戈恩最新情况的观察者也难以跟上。他一度非常失态地把对他的逮捕跟偷袭珍珠港相提并论。傲慢不时闪现，戈恩把自己到来前的日产说成是“陷入泥潭”，并吹嘘“光写我的管理书籍就有20部。”他把相当长的时间都花在了一个相对较小的问题上——那就是2016年他用了凡尔赛宫的一间房来庆祝结婚典礼，是否构成雷诺赞助凡尔赛宫的一种回扣——他给出的解释很令人费解，后来他总结为：“如果我认为存在道德问题的话我是不会做的。”然后，他花了一个多小时不断地回答问题，不断地在英语、法语、阿拉伯语之间切换，甚至处于对人数不多但无比热情的巴西记者的尊重，还讲了葡萄牙语。他未必一直都很享受，但显然感觉自己自由了。
如果之前抓了他的人对此有话要说的话，这种感觉持续不了多久。日本发出的红色通缉令已触发黎巴嫩的诉讼，记者招待会的次日戈恩就被黎巴嫩的司法部传唤了。检方问了他有关日本的指控，以及另外一个问题：他是否以雷诺CEO的身份访问过以色列。以色列被黎巴嫩视为敌人，所以黎巴嫩公民去以色列是非法的，应受到监禁的惩罚——这提醒大家，戈恩的全球主义价值观可能跟他新家的不完全兼容。而现在这里将成为他的家：黎巴嫩政府已拿走了他的法国护照，正式禁止他出境。在贝鲁特接受媒体采访时，黎巴嫩司法部长阿尔伯特· 萨汉（Albert Sarhan）强调，黎巴嫩会仔细考虑日本的任何要求，但现在说戈恩不会被引渡还为时过早。但是考虑到相关的政治和法律背景，这种结果不大可能。
戈恩说，他渴望证明自己的清白，他的律师建议能够最终靠在黎巴嫩接受审判来做到这一点。在新闻发布会上，戈恩甚至还要坦荡，说自己欢迎“在我认为能够直接进行公正审判的任何地方”接受审判。他这么说提醒我们，尽管失去了这一切，但他仍然拥有许多。日本有可能让戈恩成为有史以来被判入狱的为数不多的公司领导者之一，戈恩的这种处境令人瞩目，因为他拥有的人脉、金钱以及能接触全球媒体这种种优势似乎一文不值。但事实证明这只对了一半。戈恩可能没法击败这个体系，但他没必要去击败它，因为他有资源去绕开它。
译者：box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