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徐汇区田林十二村，志愿者正在指导居民分类投放垃圾。新京报记者 吴娇颖 摄
1月2日，上海市垃圾分类半年执法“成绩单”出炉。2019年7月-12月，上海城管执法系统共依法查处生活垃圾分类案件5546起（单位5085起、个人461起），其中未分类投放案件占案件总数58.9%。
从盛夏到寒冬，立法半年，“垃圾分类”从一个全民热议的新名词变成大部分上海人的生活小习惯。2019年11月，上海市《关于推进生活垃圾全程分类管理情况的报告》对条例实施以来垃圾分类成效的评价是：好于预期。
但对第一个“吃螃蟹”的上海来说，“定时定点”的矛盾、志愿者何时撤离、违规处罚是否到位、湿垃圾量飙升如何处置等问题，亦成为这座城市在垃圾分类中必须面对的一道道关卡。
在专家和业内人士看来，垃圾分类是一个反复的过程。目前上海垃圾分类可说是“初战告捷”，但能否长久保持、实现成功，还有待观察，“至少要等到明年夏天，甚至三五年后。”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家园小区，垃圾箱房实行定时定点投放。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超出预期”的半年
12月底，上海的大街小巷已少见“垃圾分类”的宣传标语，取而代之的，是社区内张贴的分类指引、投放规定、“红黑榜”，以及新建起来的垃圾箱房。
62岁的侯阿姨居住在徐汇区田林十二村，两年前退休后，便主动成为了小区的垃圾分类志愿者。
每天下午4点不到，侯阿姨的身影就会出现在田林十二村59号垃圾箱房前。在非投放时间的两个小时，她要负责两个垃圾箱房的看管工作。
侯阿姨和记者说，垃圾分类实行之初，居民对定时定点分类投放都不习惯，大量垃圾堆放在垃圾箱房外，只能靠志愿者来分拣。
“现在时间长了，大家都自觉按照规定投放了，也知道干、湿垃圾分好类拿下来了。”侯阿姨说，与半年前相比，如今志愿者的工作轻松了不少。
2019年7月1日，一纸条例将上海带上垃圾分类的“快车道”。
上海爱芬环保科技咨询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爱芬环保”）联合创始人宋慧记得，2011年，爱芬环保第一次尝试在上海寻找小区试点垃圾分类时，多次被拒绝。“很多小区的负责人跟我们说，上海很早就推广垃圾分类，但至今都没有成功的。垃圾分出后还是混装混运，没有意义。”
后来，仅有169户居民的静安区扬波小区答应让他们试试看。九年下来，爱芬环保累计为上海309个小区提供了垃圾分类的解决方案。但对上海数量庞大、规模不一、类型混杂的17000多个小区来说，这也只是杯水车薪。
“垃圾分类这半年下来，可能相当于我们以前在一个街道推动两三年才能做到的。”宋慧说，效果确实“超出预期”。
“宣传动员的效果、垃圾的分类率和分离率，是超出预期的。” 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欢政说，目前上海垃圾的分类率约为70%至80%，这是一个可观的数字，按照原来的预想，半年能实现50%的分类率就不错了。
但最难的是，如何解决仍未完成分类的20%至30%，“这部分还会反过来影响前面百分之七八十中不稳定的部分，导致分类率出现反弹，甚至退回50%也有一定的可能。”
有小区楼道未撤桶，设有干湿两个垃圾桶。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定时定点的“麻烦”
侯阿姨居住的田林十二村是一个有2078户住户、常住人口6019人的老旧小区，设有6个垃圾箱房，实行早晚两个时间段定时定点投放。居民可以在规定投放时间内，使用二维码卡扫码打开箱门投放垃圾，只有管理员和志愿者的卡可以全天刷开。
上海的生活垃圾分类，在源头投放环节就与“定时定点”挂钩。
与定时定点同施并行的，是楼道撤桶。“以前上海很多小区在每个单元或者楼层设有垃圾桶，垃圾分类立法后，为了方便志愿者指导分类和监督实行，很多小区撤桶，将垃圾集中到规定的投放点来。”宋慧解释说，从此前情况去看，集中投放更有利于分类习惯和认知的养成。
2019年12月底，记者走访上海市静安、黄浦、徐汇、浦东等区的多个小区发现，“定时定点”是居民区生活垃圾分类的“标配”。
不同小区根据规模大小设有1-6个数量不等的垃圾箱房，投放时间多为早7点至9点、晚17点至19点两个时间段。非投放时间垃圾箱房上锁，有的智能垃圾箱房只在规定时间刷卡扫码开启。
居民也有不少意见。有早出晚归的上班族每天都“完美”错过垃圾投放时间，腿脚不便的老人需要步行数十分钟下楼扔垃圾。
黄浦区海悦花园小区的一位居民和记者说，垃圾分类立法后，小区实行“撤桶”，规定垃圾必须在规定时间投放至小区的四个固定投放点。
有居民认为，定时定点和撤桶并不属于强制内容，《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对此仅表述为“逐步推行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制度”，因此居民应该有选择是否撤桶的权利。
后经协商，该小区制定了“定时定点”投放和“居民自治”投放两种方案。居民自治投放即不撤桶，居民自觉分类后投放至所在楼层的干湿垃圾桶，待保洁人员收运。
上述居民和记者说，由于住户意见不一，该小区并未实现所有楼层“不撤桶”，多个楼层的住户仍须在规定时间内到指定地点投放垃圾，有住户嫌麻烦，随手乱扔的行为时有发生。
2019年11月14日，上海市人大听取和审议《关于推进生活垃圾全程分类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中，“定时定点”的矛盾也多次被提及。
针对误时投放和定时定点投放之间的矛盾，上海市有关部门在会议上表示，将坚持“一小区一方案”，在推行定点投放的基础上合理设置和调整投放时间，鼓励楼层撤桶。同时，抓紧研究推出误时投放点的设置和管理办法，防止产生破窗效应。
非投放时间，垃圾箱房管理者正在整理投放在垃圾箱房外的废纸箱。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撤不了的志愿者
为了方便有特殊困难的居民，也有小区采取延时投放和误时投放。
田林十二村便将平时人流较少的64号垃圾箱房作为误时投放点，开放时间错时调整为10时至17时30分。静安区升平街小区设有5个垃圾投放点，其中1个垃圾箱房在晚投放时间段提前1小时开放。
实行误时投放或全天开放的小区，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垃圾分类“失管”的现象。
12月28日，记者在位于静安区的彭浦新村看到，尽管垃圾箱房贴有定时定点投放的时间表，但垃圾箱房外却摆有近20个湿垃圾桶。即便是非规定投放时间，居民也可以随时将垃圾扔进去。其中两个打开的湿垃圾桶，果皮、蔬菜、塑料袋和纸盒混杂，周边并无人员监督。
在一些分类实效好的社区，志愿者要不要撤、何时可以撤，如何实现居民从被动监督到自觉分类的转变，也是一个难题。
田林十二村有30多位志愿者，需要每天守在垃圾箱房前。但居民在非投放时间扔垃圾的情况依然存在。
12月29日，侯阿姨刚开始值班不久，一位家住六楼的老年居民提着一袋湿垃圾走过来，略带歉意地表示，“今天实在有事着急出门，下来一趟不容易，顺手把垃圾带下来了。”
侯阿姨一边用志愿者的卡刷开箱门，一边劝说对方，以后尽量在规定时间来投放。她将这次刷卡记录在工作表格上，“非投放时间志愿者每刷一次就要记录一次，在每个月居委会开会的时候，要通过这个总结小区的垃圾投放情况。”
有的小区人手不足，志愿者只能在投放时间前来指导和监督垃圾投放。非投放时间段，只能靠物业聘请的保洁人员充当志愿者的角色。
12月28日下午，浦东新区民生四村的垃圾厢房管理者禹云辉正在清理堆在厢房外的垃圾。
他把纸盒拆开压扁放上三轮车，湿垃圾破袋倒进垃圾桶。此时并不是规定的垃圾投放时间，但短短5分钟内，有4位居民前来扔垃圾，禹云辉只好屡次帮忙打开箱房。
“假如没有人在，这些垃圾就会被扔在地上了。”禹云辉和记者说，将垃圾随意投放在垃圾箱房外的居民仍有不少，他需要随时前来查看和清理，保证箱房前的卫生。
宋慧认为，物业在立法中作为小区垃圾分类的管理责任人，目前确实需要承担一些类似二次分拣的托底工作。她提出一个解决方案，由志愿者、物业、居委会形成一个配合管理的长效机制。“志愿者抽空巡视，问题严重的反馈给居委会，小问题可以请物业找清洁人员来做一下二次分拣，这样的反馈机制很重要。”
在杜欢政看来，值守小区的志愿者，要直到居民投放垃圾的习惯改变为止才可以撤离。“没有志愿者，就少了监督的成分，居民自觉分类投放的习惯更难养成。”
清洁人员正在处理摆放在垃圾箱房外的垃圾桶。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红黑榜”代替罚单
对居民个人违规混合投放垃圾，上海的立法中设有明确处罚条款。“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立即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针对个人违规投放真正开出“罚单”的情况并不多。
上海市城管执法局1月2日发布的执法情况显示，2019年7-12月，上海城管执法系统共依法查处生活垃圾分类案件5546起，其中单位5085起、个人461起；向征信平台推送生活垃圾分类违法信用信息232条。
针对个人违规行为，大多数小区采用拍照张贴的形式，将居民分类投放垃圾的照片和违规投放、乱扔乱放的照片同时公示在“红黑榜”上。
有的小区将这种形式的“处罚”具体到每家每户。静安区河滨豪园小区，设有一个“评议台”，分类达标的家庭门牌号会被列入“为你点赞”，分类不达标则列入“有待改进”。
该小区物业经理和记者说，河滨豪园共有四栋楼，共208户，每栋楼每层仅有两户居民。因此该小区没有实行“撤桶”，“物业工作人员每天到各楼层检查和收运，如果发现没有分类好的就很容易找到是哪家哪户投放的。”
在多个小区的垃圾箱房前，还装有摄像头，未在规定时间投放垃圾将会被拍摄记录下来，并有可能出现在“红黑榜”上被曝光。
位于静安区芷江西街道的光华坊小区，使用的智能垃圾箱房配备有三个摄像头。“箱房两侧各有一个，垃圾投放口顶端也有一个，居民扔垃圾的时候，摄像头会同时拍下三张照片，同步传输到管理后台，在后台就能显示出何时谁在哪个窗口投放了什么垃圾。”光华坊居委会党总支书记陈玲玲介绍说。
其表示，通过这一措施能及时发现一些未分类投放或违规投放的行为，居委会或志愿者可以有明确的目的性地进行劝阻和指导。
“处罚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处罚让大家养成分类的习惯。”杜欢政表示，目前，上海针对个人违规投放垃圾仍以教育引导为主。其透露，有关部门也正在讨论将个人违规投放垃圾与征信系统挂钩，探索新的对失信主体的惩戒措施。
与惩罚相对应，一些小区也出台了鼓励居民定时分类投放的激励措施。
光华坊、田林十二村等实行扫码开门的智能垃圾箱房小区，就为居民配备了印有二维码的绿色积分账户卡。居民在规定时间段投放垃圾，绿色账户可以自动积分，积分达到一定数额，可以到居委会换取垃圾袋、香皂、洗手液、食用油等生活用品。
立法之后，垃圾分类从正向激励的方式转向以法规约束为主。宋慧说，相关的物质激励或将逐步向精神激励转变，“例如将绿色积分账户与一些平台的公益项目对接，让居民通过垃圾分类产生参与公益的获得感。”
上海市静安区光华坊小区，居民使用绿色账户扫码开门扔垃圾。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湿垃圾去哪里
“垃圾分类，其实就是解决前端如何分、后段怎么样处理两大问题。”杜欢政说。
垃圾分类后，湿垃圾量暴增，上海的湿垃圾处置压力陡然加大，处置能力的缺口显现。
截至去年10月底，上海湿垃圾分出量约达8710吨/日，高于5520吨/日的指标量，较2018年10月增长1倍。飙升的湿垃圾量，让终端的湿垃圾处理厂不得不满负荷运行。
12月28日上午，黎明有机质固废处理厂的操作员薛师傅坐在工作室，隔着一整面透明玻璃墙操作抓斗抓取湿垃圾进入机器，时而通过旁边的监控屏观察处理线上湿垃圾量的变化。
在这里，每天有约350吨来自浦东新区各个社区和乡镇的湿垃圾，通过厌氧发酵有机物形成沼气，再通过沼气进行发电，实现资源化再利用。
上海黎明资源再利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卫华介绍，该厂设计处置能力为300吨/日，湿垃圾量急剧增长后，除三条处理线24小时同时运行外，剩下的一条备用处理线也紧急启用。
让陈卫华感到欣慰的是，今年7月以后，进场的湿垃圾成分纯了，混杂的其他垃圾大量减少，生产效率明显提升。他记得，2017年该厂接收的湿垃圾，“塑料袋、饮料瓶、牛奶盒，什么都有。最夸张的一次，我们在湿垃圾堆里发现了一个煤气罐。”
陈卫华说，当时处理设备前端还必须装配破袋机。每隔一个小时，工作人员都需要暂停机器手动清理杂物，生产效率低，且现场污染严重。“以前一条湿垃圾处理线每小时的处理能力约为3-4吨，现在能达到10-11吨。”
就在这个全天运转的厂房对面，湿垃圾处理项目二期扩建工程正在进行。“明年6月建成投产后，整个园区的湿垃圾处置能力将增至每天1000吨。”陈卫华说。
在整个城市范围内，上海正在加速布局大型湿垃圾处置项目。
上海有关部门规划，2019年内建成2座湿垃圾资源化项目，新增开工一座湿垃圾项目；2020年二季度前建成3座湿垃圾资源化项目，2020年底前建成3座干垃圾焚烧项目；2021年底前再建成3座干垃圾焚烧项目，到2022年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表示，将通过湿垃圾脱水处理、启动农业有机肥厂、提升就地分散处置能力、增加集中处置设施等方式，来最大化地消纳湿垃圾，预计到2020年底湿垃圾处置能力达到每天9330吨。
“厌氧发酵沼气也好，好氧堆肥也好，只有每一样东西转化出来，最后都能够找到它的去处，垃圾分类才算成功。”杜欢政表示，长远来看，湿垃圾处置是否成功，关键在于是否能构建起处理和转化的闭路循环链。
上海黎明有机质固废处理厂，工作人员正在监控湿垃圾处理线运行情况。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谁为垃圾分类“买单”
在垃圾分类的末端，对可回收物的处理，同样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从2018年开始，上海全力推行“居住区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与“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两网融合。按照计划，上海2019年要建成2000个回收网点、109座中转站和 10个集散场；2020年建成 8000个回收网点和210个中转站，生活垃圾资源回收利用率达到35%。
记者走访发现，在上海各小区的垃圾箱房旁，基本都搭配有一个“两网融合”回收服务点。可回收物包括塑料瓶、废玻璃、废金属、废纸、利乐包装盒等。
上海市人大相关调研报告显示，在再生资源回收方面，纸、金属等高价值可回收物大多停留于“游击队”的回收模式，玻璃、织物、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的回收率依然较低。
玻璃、利乐包装等低价值可回收物“无处可去”，成为阻碍回收体系建设的“拦路虎”。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官方微信“绿色上海”在2019年8月的发布中表示，低附加值可回收物受回收价格波动幅度大、回收物流成本较高、资源利用渠道不稳定等因素的影响，难以做到应收尽收，直接影响回收利用率。如嘉定马陆集散场废玻璃回收量仅占12%，杂色玻璃售价仅140元/吨；废玻璃资源利用厂收购价仅300-400元/吨。
“低价值可回收物不值钱，要进入产业循环，就必须有人来为价值链的缺损部分买单，要么是生产者，要么是消费者，要么是政府。”杜欢政说，这是低价值可回收物产业循环链建立的关键。
据悉，目前，上海有部分区已制定低价值可回收物的补贴政策，更大范围的补贴政策正在加快制定和落地。杜欢政认为，要真正打通循环利用的渠道，还需要建立一整套包括特许经营权、空间补贴、减量补贴、绿色采购在内的制度体系。
除对低价值可回收物的补贴外，事实上，从前端分类设施的投入、中间收运工具的添置，到末端处置项目的建设，垃圾分类的行政成本无处不在。
另一方面，“谁产生，谁付费”的条件尚未成熟。“即便是在上海，近期来说，也很难建立起垃圾收费制度。”杜欢政坦言，这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
如此，对于未来要像上海一样实行垃圾分类立法的更多城市来说，政府如何为垃圾分类“买单”，亦需要提前考虑。
“对其他城市来说，更应该根据各自特点去设计垃圾分类全品种、全流程的方案，或许从一个试点、一个区域开始，由点到面地去探索最合适的方法。” 杜欢政建议。
新京报记者 吴娇颖
编辑 陈思 校对 陈荻雁
